然后在省自治的基础上实现联治，国家统一指日可待。
法律实际上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民族精神。
最后，主体迷失现象还表现为主体模糊，或没有明确的主体。在各种各样的法学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字。譬如，马克思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基本上都是站在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言的。譬如，很多流行的法学论著都这样批评当代中国的法与人：不讲正当程序，不搞权力制衡，司法不大正规，法官时而受贿……诸如此类的批评即使持之有故，它也包含了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这是在以外国人的眼光、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人。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经验、思想与情感，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法学现象，都体现了主体迷失的特征：只有模糊而抽象的人，没有确切而具体的主体。譬如，很多学者的法学研究，都遵循着这样的套路：首先指出当代中国缺少什么样的法律或制度，然后逐一列举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是什么，最后是根据西方提供的法律经验，为当代中国设计出相关的法律框架。对于殖民地国家来说，这种法律移植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接受。
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既能找到法律移植后成功实施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法律文化和制度结构不支持移植来的规则的不成功的例子。（以上资料参见：The Role of Law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0-1995， Edited by Katharina Pistor and Philip A. Well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7）可以看出，在上述国家早期的法律制度发展中，对其宗主国或者占领国的法律的移植是伴随着殖民地统治而来的。显然，这样的立法不可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学者认为，法律移植的历史几乎和法律的历史一样漫长。
[2]在现代社会，不同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法律移植越来越普遍。1989年，当得知中国国家体改委建议深圳大规模地移植香港法律之后，他们曾经共同撰文表示不同意见。
例如，成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这是中国政治分权的萌芽，也是中国近代宪政体制的发端。大到基本的法律制度，小至某个部门立法的确立和完善，一旦被认为是合理有效的，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效仿，成为接受国创造或者改造现实的工具。第三，最大程度地接受国际惯例，减少因个性差异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希望中国通过变革而重新强大起来，因此主动要求移植西方法律，实行变革。
他们把欧洲国家的法律发展看作是进化方式的典型，在这种方式中，法律发展和社会与经济的自然进化以自然的、逐渐的方式互相作用，其特点是法律从社会、民族精神、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立法者的任务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表述而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转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转向法律的、规则的管理模式，必然产生对正式的法律规则和制度的需求。[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49页。19世纪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对外国人的刑事和民事行为无管辖权，这类诉讼由该国在中国的领事设立法庭，并且根据其国内的法律来审判。
同样，法律执行机关所执行的也不仅仅是规则，它们对规则的执行也受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左右。德国的法学家弗朗茨·维亚克尔就认为，罗马法在欧洲被广泛移植的社会基础是罗马帝国组织的残余、拉丁教会和古代晚期学校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延续和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成为罗马法移植和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土壤。
[7]谭嗣同主张尽变西法。然而，随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亚洲国家在整体上成了西方文明的接受国，包括接受其法律规则。
从历史发展来看，欧洲的法律是最具进化论特点的，但是即使在那里，罗马法的广泛移植也是这个进化发展的基础，或者说，正是由于罗马法原则的移植才为后来欧洲法律的和平进化提供了可能。[6]在康有为看来，移植别国的法律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东西各国，成规俱存，在一采酌行之耳。正如大清民律草案的奏折所陈：以故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注目。[27]Katharina Pistor and Philip Wellons: The Role of Law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 进入专题： 法律移植 立法成本 法律秩序 。[5]［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司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18页。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
[22]20世纪90年代末期，《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改过程中的法律移植突破了以往只移植民事和商事法律的界限，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正当程序等诸多方面移植了西方国家的规则和制度，包括普通法国家的制度。民国的历史是一部光明和黑暗搏斗的历史，很多丑恶的行为假借了法律甚至宪法的名义。
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尽管民国时期的政权是混乱而反动的，但是，一艘行驶方向错误的轮船，也可能在轮船内部管理、在水手内部分工等方面创立合理的机制。[18]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法律不仅创造了商业和企业的形式，而且创造了商人本身。
[26]他们反驳前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即使在欧洲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个时期制定的很多法律广泛参考移植了先进国家的成规，对中国具有创新和进步意义。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对美国法律的移植则完全符合被动移植的模式。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谈及西方法律传统时写道：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其理论基础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人类发展道路共同性的理论。
19世纪德国的法学家萨维尼是法律不可移植性的极端代表。二、亚洲国家对西方法律的移植亚洲曾经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与文化，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
文献表明，从公元12世纪欧洲各国陆续对罗马法移植开始，法律移植一直被当作促进社会变革的最直接、最有效率的工具。[21]同注[19]，第230-233页、285-288页。
[23]和这样的观点相联系，这些学者大都认为法律发展应该看作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例如，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选择总统制，理由是要把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它日之模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因此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照搬美国权力分立的原则。
为了维持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在扼杀了戊戌变法之后，自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于1902年下谕旨，并且任命沈家本为修律大臣。实在法根植于民族的共同意识，因此我们也将它称之为民族的法律。义取随规，自殊剽窃，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初非一国所独也。日本和韩国的法律发展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3]在现代社会里，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大大增加了其结果是形成了以六个支柱法律为主的现代法律体系，通称为六法体系。
首先，希望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改革中国的法制，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当时中国自己的法律资源是非常薄弱的。
其内含的逻辑推论就是：既然西方现代的法律制度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它必然可以改造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的现状并促使其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下面的例子中，民族国家法制的发展是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以后的事情。
